控辩双方有权就问题的内容和措辞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建议。
对这个问题，党中央的态度从来都很明确坚决：党必须尊重和支持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个结果，既可能是正确执行党内法规的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甚至歪曲执行党内法规的结果。
这就是说，法律本身就是党领导制定的，即使是党内法规所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上升为国家法律，也必须经过全国权力机关审议通过。他们应当在大局中考虑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从大局出发，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二是，不严肃对待投票表决，凭一时兴致，胡乱表决，或者不按表决器，甚至在选举过程中违背常识、常理，另选他人。但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秘密投票才有利于发扬民主。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但是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这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的重要前提。法律只有通过立法者的干预，才会以点状形式发生改变。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教，用周政乎？儒生为政，难以抵制法律时间性散射的社会性、多元性和观念言辞渗透性，因而留意律学加以研习成为常态。孟子则将法律视作道义的附庸：……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至汉武帝时，因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需求相契合，以春秋决狱为契机的法律儒家化历程方才展开。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时间的言辞性表现在：其产生于一个整体的说服过程之中，即一个特别的时间性对应一个特定的语境。这一分析是相当深刻的。
《商君•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具有怎样的时间维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如19世纪的铁路大发展就使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官方时间。读书人应试做官后，都有司法的责任，即使位高如九卿者都得参与会审，听讼成为做官不可回避的责任。
一种时间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关键原因在于其所假之表述方式的合理性，如在视觉上以钟表为表达即为一例。原旨主义理论认为：只要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信念上采取理性程序，任何法律问题都能得到明确的解答。《汉书•应劭传》说：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周易•乾文言》有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从法律的时间性角度来看，春秋决狱通过在司法领域对遗秦法制观念的应时性转化，推动从引经注律到引礼入法的法制儒家化进程，进而使曹魏以八议入律，晋律有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北齐列重罪十条，隋定十恶，至《唐律》一准乎礼，最终实现礼法合一的目标，并使后世立法代代相袭，在法律领域逐步构建起跨时、稳定的儒家意识形态。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结语 法律在时间维度上与社会政治具有共面性，点状静态的成文律例如果不能顺随时间而实现与社会政治的同向耦合，任何曾经有效的法制都将成为辉煌的废墟。这种作用类似于英国普通法之于制定法的作用。
（三）儒家法制思想的时间观念 儒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强化，从孔子的无讼理想，到孟子的道义附庸，再到荀子的性恶论对法制的作用呈现明显的接受倾向。沈家本认为，春秋决狱的优点恰恰在于其灵活性，改变以往法网严密、执法酷苛的局面。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首倡者。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这些都体现出孔子重礼轻法的价值倾向。
法律所具有的时间性足以否定原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以下判断：时间体现于一系列互不关联的空间容器之中，使得法律作为一种静态的、共时的、可被同步理解和应用的规范体系，可以在任意一个时刻被观察，而与广泛的社会环境相脱离。然而，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实证主义认为：立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中心。
《五蠹》里所描绘的守株待兔的比喻，巧妙地对比了共时性治世策略与历时性治世策略之间的差异。人无夏气，何以盛养而乐生。
我们必须考察历史和当前的立法理论，最困难的工作莫过于将对前两者结合的理解融入到对每一时期新问题的解决之中。董仲舒强调：王者配天，谓其道。《春秋》《诗经》《尚书》《易经》《仪礼》等儒家经义为其依据。法律体现了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法律不能仅被视作包含了一些数学式公理和推演的集合体
没有经验，逻辑会蜕化为僵死的教条。……理论是法律原则中最重要的部分，正如建筑师是所有参与房屋建造的人员中最重要的角色一样。
作为应然状态的法律规范，如何适用于作为实然状态的案件事实，这需要一个类比的过程。因为在对事实进行价值评断时，逻辑是不起作用的。
法官要从眼前杂乱无序、纷繁复杂的事实中提取出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件事实，逻辑的指引同样不可或缺。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将法律等同于写在羊皮纸上的一成不变的真理，而应该将其嵌入新的生活之流中。
时代的需要、公共政策、盛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法官个人的偏好等等，这些都被作为法律发展的动因而被纳入经验的范畴。经验是法律发展的源头活水，逻辑虽然于法律内容的发展不起作用，但是，如果缺少了据以形成概念的逻辑，经验不过是一堆杂乱无序的东西。霍姆斯认为，对于相关共同体来说，什么才是最便利的这样的考虑，恰恰就是法律抽取生命之液的秘密根茎。（一） 常听法律人士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在提取符合法律规定的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往往能够迅速找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将之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类比，当二者合致时，则将之归入法律当中，判决亦由此做出。即，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不能毕恭毕敬地对历史上的法律顶礼膜拜，而应使法律的意义符合时代的需求，或者将时代的需求添加进旧的法律规则当中，从而使法律获得新的意义。
正是经验与逻辑的交互作用，协力共进，促进了法律的发展。（三） 经验与逻辑，对于法官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缺一不可。
当法律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时，当时代的需求已经提示出了法律的谬误之所在时，法官应该运用其经验智慧，努力使法律与时代步调一致，严丝密缝。霍姆斯大法官主要是想指出这样一种谬误，即认为在法律发展中唯一发挥作用的力量是逻辑。